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生活各领域都受到了强烈冲击，城市交通可谓首当其冲。阻断病毒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切断非必要的交通以最大化阻止人员流动，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相当于对交通出行做了一次破坏性的社会实验。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并好转，中国的城市交通展现出强大能力和恢复韧性。一方面作为保障复工复产的排头兵，交通大动脉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其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交通领域自身的恢复与修正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后疫情阶段，城市交通在疫情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及未来的变化趋势值得我们积极复盘与思考。

一、新冠疫情从五个方面改变城市交通

作为一个突发外部变量，新冠疫情从用户偏好、技术水平、行业生态等多个维度改变着城市交通。有些改变是应急之举，但其有效性得到充分验证并将形成长期趋势；有些改变在疫情前就已呈现出萌芽之势，受疫情影响则进一步得到肯定与强化。

（一）管控措施的改变：防控常态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向好态势的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2020年5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5月8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做好交通运输行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上两份文件指明未来出行环境改变的若干方向：如强化防护意识，多管齐下让“手卫生”、“一米线”、减少非必要聚集性活动、科学佩戴口罩等防护理念深入人心；细化防护措施，公共交通工具和出租汽车司乘人员、客运场站服务人员要佩戴口罩，减少近距离接触；加强场站码头、公共交通工具、办公楼、物流园区、车辆维修场站环境卫生维护，落实室内通风、日常清洁、消毒等卫生措施；分区分级做好消毒通风、客座率控制、车内留观区设置等工作。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出行的环境可以归纳为“不接触、少接触、慎接触”。

（二）用户偏好的改变：“健康出行”成为重要诉求

在“不接触”的出行大环境下，大众对于出行工具的偏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对于效率、成本等因素，“健康出行”成为选择的最重要出发点。用户偏好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的供需平衡：一是绿色出行与共享出行出现短期逆趋势。疫情下对私家车的使用呈现强偏好，而对公共交通和以“拼车”为代表的“互联网+”出行方式需求明显下降。二是轻出行工具受到青睐。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单车、电单车等轻出行工具的使用量增长明显，且使用时长和距离都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最后一公里”。三是“点对点”的定制化公交服务需求增加。自从复工以来，各地根据客流情况和企业用车情况，相继推出了定制公交线路的服务措施，并对车厢满载率、驾驶员资质、车辆消毒、规划路线、站点、乘车时间等相关因素严格控制，最大程度避免了交叉感染。

（三）技术应用的改变：数字技术与出行加速融合

与2003年非典应对相比，此次疫情防控更突显了技术力量，科技公司也成为重要参与者。“不接触”的原则倒逼交通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加速，集中体现在：一是智能技术大规模落地并得到精进。如适用于出行人的健康码、适用于出行工具的防疫码车贴及乘车场景中上线的AI口罩佩戴智能识别技术等都解决了特殊时期出行的身份验证、轨迹追踪等新痛点。二是大数据的基础作用得到发挥。高效管理的海量数据，可以明显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危机应对水平和决策能力。三是无人技术展现巨大商用空间。封闭区域中无人车通行及特殊物品无人配送的可行性已在疫情中得到有效验证。

（四）组织调度的改变：平台运营优势凸显

疫情期间，行政手段与市场力量协同、优势互补，特别是出行平台的高效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有效保障了城市交通的运营管理，既打通“大动脉”，又畅通“微循环”，为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当好先行官。

一方面，行政化、中心化的调配方式有力统筹了整体需求。交通运输部实施“一断三不断”（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和“三不一优先”（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原则，牵头成立了物流保障办公室，充分发挥大型骨干企业主体作用，全力做好重要物资运输保障。

另一方面，市场力量有效弥补了供给的空白，头部平台的动员及协调能力凸显。大型数字化出行平台正在从经济型平台向社会运营基础的设施能力平台转变。在前期足够的技术积累和数据沉淀的基础上，出行平台能够在危急时刻快速响应，展现出强大的数据预测能力和运力协调能力。

（五）行业生态的改变：以出行为基础的开放融合

从纵向来看，出行垂直领域的开放赋能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以出行平台为代表在垂直领域进一步开放产业能力，顺应了互联网下半场的趋势。

从横向来看，在疫情倒逼下，以出行为基础的城市交通领域正与多元化产业加速融合。以金融科技为例，大量应用在疫情期间落地出行领域，如非接触出行掀起了数字支付的又一波热潮；此外，与疫情相关的肺炎出行险应运而生，并通过数字化方式深度嵌入到各类出行场景中，成为原有平台业务的自然延伸。

二、疫情应对过程中反映出城市交通存在四块短板

安全、点对点的有效供给不足是疫情中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交通领域治理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短板以及行业韧性较弱等需长期攻关的难题。

数字化公共治理能力薄弱。虽然数字化技术在疫情倒逼下加速落地，但数字化的公共治理能力仍显薄弱，多数地方还是依靠隔离、排查等传统方式进行疫情防控。疫情爆发后，更有不少地方为了防控疫情，实施简单粗暴的挖断道路、限行设卡、关闭高速等硬核治理措施。此外，当前的信息传导机制仍以单向为主，细颗粒的自下而上信息报送机制的缺失严重影响管控与服务的精准度。同时，多数城市交通服务仍是单点突破的解决方案，缺乏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和平台，进而导致数据孤岛问题严重，出行数据资源及交通配套设施数据难以有效融合和统筹利用。

智能化建设滞后。城市交通数字化治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直接导致交通体系智能化建设滞后。首先，数据割裂导致数据分析对疫情预判、预警能力不足，致使大数据技术在前瞻预测方面的优势难以发挥。此外，软件与硬件的智能化水平发展缓慢，一方面当前车辆控制系统、辅助系统、人工智能集成系统等智能化软件的渗透率很低；另一方面交通装备、设施智能化适应程度和条件也不充分。例如，自动驾驶实现真正意义的商用需要通过载运工具、道路设施与运行管控有机融合，从而完成信息交互和智能决策，而类似的硬件与基建联动与协同尚未形成规模。

物流专业化程度欠缺。“限客通货”是城市在应对疫情时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限制病毒传播的同时保障了生产生活物资的供给。然而在非常态的环境下，作为城市交通中重要一环的物资运输，暴露出明显的质量和效率短板。首先，从事物流运输的人员、车辆及运输服务，缺乏标准化操作和生物安全管控体系；其次，物流体系较为松散，集约化、规模化不足，应急响应缺乏统筹布局，导致在疫情应对中出现联运水平低、换装时间长等问题。

共享化出行韧性不足。共享出行是城市交通未来重要发展方向，中国目前共享出行的市场渗透率仅3%左右，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作为一种新业态，共享出行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共享出行带动的新就业形态对于社会就业已具备系统性的影响力。新冠疫情的爆发恶化了网约车司机群体生存环境，加剧了共享出行行业的脆弱性。疫情中全国曾有超过210个城市关停网约车服务，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短时期内，大众对私家车的强偏好也对网约车需求造成严重挤压，这些都使得网约车司机群体的收入压力骤增。

三、补短板、强韧性是后疫情阶段城市交通的发展重点

突发疫情一方面冲击着原有的机制，另一方面也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动变革。后疫情阶段，应抓住这一改革的时间窗口，结合城市交通的发展趋势和疫情应对中暴露的短板，立足促进城市的系统性、生长性，提高有效供给，增强行业韧性。

尽快打通多方数据壁垒，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必须尽快打通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民航、铁路等所有出行数据，并扩大社会参与，实现政府、交通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公众的多方数据融合及各主体的协同共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追踪溯源平台。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各种交通工具的有效协同和数据的可控可溯可预测，确保安全复工复产和疫情精准防控“双战双赢”。

积极布局智慧科技，创新城市交通服务形式。疫情爆发为无人技术的落地提供了新场景，下一步应进一步鼓励无人驾驶、无人配送、车联网等更加智能化的新型交通工具的研发、技术精进和试点运行，占领技术高点并加快商用步伐。同时，应借力智慧科技，整合平台企业优势，迭代、升级“点对点”智能出行新业态，调配最优资源协同发展MaaS（出行即服务）、定制公交等服务创新，做到精准规划、无缝衔接及统一结算。

协同新老基建，升级设施设备和运营方式。夯实城市交通的新基建，强化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桩等可能引发交通产业变革的技术研究，并推动新基建与城市交通设施深度融合，实现技术与车站、车辆的链接，构建泛在先进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针对城市交通中的货物运输，需进一步提升物流车辆、集散中心的集约化、标准化、专业化，并参考平台企业模式加强数字化运营，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

培育多样化生态，增强城市交通系统韧性。从行业供给看，针对当前私家车需求大幅提升增加城市承载压力的结构变化，可以在保障卫生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出行方式承担更重要角色，在智慧公交、拥堵治理、车辆调度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重点发展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等低密度、共享出行方式，提升供给韧性。从行业生态看，对出行企业扶优限劣，并支持头部出行平台开放能力，为行业内中小企业赋能；促进行业开放、融合，将智慧交通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第一抓手，与数字金融、智能制造等形成良性生态。（滴滴发展研究院发展研究部主任 李萌）